善用中國東盟合作關係 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海嘯改變了全球金融秩序，中國亦一改過往韜光養晦的態度，積極建議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儲蓄貨幣，希望把握這次時機為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從中國與全球六國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到國務院決定開展國內五個城市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措舉，都說明了中國正在逐漸改變其貨幣政策，為使人民幣長遠轉型成國際貨幣鋪路。

在這歷史契機之中，國務院卻通過上海 在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總理溫家寶亦以「不進則退」寄語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滬港金融中心之爭因此再次成為熱話。溫總對於「不進則退」的闡釋是使金融市場穩定地持續發展，且要加強監管。這也許是受雷曼迷債、電盈買票疑雲、中信泰富及G20峰會「逃稅天堂」名單爭議等事件所得出的結語。然而，只著重檢討及加強監管制度不足以應付競爭。香港要「求進步」，應順國策而行，善用中國積極與東盟的合作關係，打造成泛珠三角及東亞區域的金融業龍頭，以強化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善用中國與東盟的合作
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取得更多話語權，必先要鞏固自己於亞洲的地位。正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於其十一年前出版的舊作《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中所言，中國先要稱雄亞洲，然後再尋求成為全球大國之路﹝雖然布氏認為中國最終不太可能成為全球大國﹞。相對於東北亞，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較為穩定。中國深知東盟各國對自己成為亞洲大國的重要性，故近年不斷向東盟國家提供援助及貿易協議。這些措施既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亦加強了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需求，使人民幣將來可在亞洲廣泛流通，成為「亞元」的主導貨幣埋下伏筆。更長遠來說，正是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鋪路，與美元、歐元成三強鼎立局面。

債券是貨幣交易及儲存的載體，人民幣要國際化，務必要大力開拓債券市場。所以，中國最近亦提出與東盟商討建設亞洲債券市場。眾觀中國及東盟多個大城市，香港的金融配套可說是最為完善，且有發行人民幣債券的經驗。再者，香港過往在亞洲債券基金設立和交易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亞洲債券基金的重要交易場所之一。此外，國務院於去年提出研究境外機構及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而最近亦中央提出容許港資銀行於內地的子公司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劵，及國家財政部考慮在港發債等政策，都給予香港開拓人民幣公司債、國債及「熊貓債券」﹝Panda Bond，即國外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的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機會。香港的總體發債規模及範圍有望擴大，有利打造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事實上，香港在金融配套及經驗方面優於上海，而論發展人民幣債劵的經驗及其政治優勢則為區內強勁對手新加坡所沒有的，所以香港應善用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關係，積極建立以人民幣為主導並覆蓋多幣種的亞洲債券市場，藉推動人民幣成為中國及東盟區內的重要貿易、投資及結算貨幣，以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此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落成，雖淡化了香港的轉口貿易角色，卻為香港的金融業帶來機遇。雙方貿易的加強，不但加強了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需求，同時擴大了企業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管理工具的需求。香港作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龍頭中心，應發展本土的人民幣衍生工具市場，為泛珠及東盟區內企業提供更多對沖風險的渠道。

另一方面，東盟與中國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勢必帶動滇、桂等地的經濟。雲南、廣西與香港同是泛珠三角經濟區的成員，作為泛珠三角經濟龍頭的香港，實可因利成便，制訂一系列措施與優惠以吸引泛珠九省地區及東盟各國的優質企業來港上市。除了主板外，亦應積極運用創業板以吸引泛珠地區一些有潛力的新興企業到香港上市，使香港成為泛珠、東盟區域的主要集資及融資市場。香港不但是泛珠三角的龍頭，更要成為金融領域上的「東盟+1」，如可於金融上配合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則香港的股市、債市及衍生工具市場必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正如溫總所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靠中央確定的，而是要靠市場競爭。在這場競爭之中，一國兩制給予香港先天的優勢。在此框架下，香港金融產業的開發有其自主權。香港可運用此優勢，順著國家對東盟的合作為方針，以開發更多元化的交易平台及人民幣國際化業務，並加強監管制度，建構成為東亞金融板塊上的重鎮。當人民幣於國際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更加超然。